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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夏天，鸦片战争的硝烟下，广州城并未如预期那般死气沉沉。
相反，城内外一片喜气洋洋，官员们纷纷庆祝升迁。
首席指挥官奕山，因奏报战功，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
其他官兵人等也是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仿佛一场胜利者的欢宴。
然而，背后的真相却是奕山既打了败仗，又公然违抗圣旨。
在这场战争中，奕山不仅未能“剿”灭入侵英军，反而接受了英方条件，提前缴清了巨额“使费”，从英军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
这一切的背后，是奕山向皇帝撒下的一连串谎言。
那么撒谎的奕山最后结局如何？
鸦片战争的真相
鸦片战争，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段刺心屈辱的历史。
然而在那个时候，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痛”。
想象一下，1841年的广州，按理说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惨败后，应该是一片死气沉沉。
可事实上，整个城市却是一片喜庆，官员们仿佛在参加一个“胜利者的欢宴”，每个人都忙着互相祝贺升迁。
首席指挥官奕山，这位大家伙竟然被钦命“交部优叙”，还获赠了白玉翎管呢。
其他官员们也是各种升官加爵，换戴高帽，可谓是乐不思蜀了。
你或许会想，这奕山做得一番大事业，肯定是干出了不凡的战绩吧？
可事实上，奇葩的是，奕山和他的军队不仅打了败仗，还公然违背了皇命。
他的职称是“靖逆将军”，意思就是他要负责消灭敌人。
而道光皇帝对他的希望可谓是重若千钧，甚至特地拨款三百万两银子作为军费。
然而，事与愿违。
不但没能“一鼓荡平””入侵的英军，还输得一塌糊涂。
要不是奕山最后决定出来谈判，并且“慷慨”地提前支付了600万元的使费，怕是连广州城都保不住了。
奕山为了保住这个城市，获得颜面上的胜利，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连皇帝都蒙在鼓里。
他在失败后，竟自夸有击沉英军船只的“赫赫战功”。
而皇帝，看似是被蒙在鼓里的傻子，居然也对这一切信以为真，甚至还“宽宏大量”地让步通商，这番操作让人啼笑皆非。
奇葩的是，这不仅仅是奕山一个人的问题。
在那个时期，似乎整个清朝的官员们都在比赛谁更会撒谎。
邓廷桢、伊里布、琦善不一个好货，一个比一个能扯。
他们的谎言，似乎已经成了当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奕山与官员们的撒谎艺术
随着鸦片战争的进展，奕山与清朝官员们的行为逐渐展现出了一幅曲折的谎言画卷。
作为靖逆将军的奕山，他的本职是消灭侵略的英军，但实际上他所采取的行动却荒谬至极。
违背了道光皇帝的旨意，他不但未能取得战场上的胜利，反倒与敌方谈判，且屈从于敌方的条件，支付了巨额的“使费”以求停战，这一系列违旨行为背后，是一份份虚假的战报。
在广州城降旗之时，奕山向皇帝报告了所谓的“赫赫战功”，这份报告宣称成功击沉、焚毁英军船只，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份所谓的“战绩”成了奕山保住官职乃至升迁的依据。
然而，奕山并非独行其道，清朝官员们亦纷纷效仿，撒谎成风。
在这场谎言的盛宴中，他们竞相保举，无视实际的战况，而是通过捏造战绩、夸大成果以求个人的晋升和利益。
这种撒谎之风，不仅没能带来战争的胜利，反而让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处境更加糟糕。
另一位典型人物是杨芳。
作为一位上位官员，杨芳的撒谎技巧同样令人匪夷所思。
一个简单的误会被他夸大为大捷，此举无疑是在误导皇帝，误导国家。
而奕山的谎言因其引导的直接结果——虽然是一系列违旨行为却仍得到提升和奖励，事实上宣告了成功，与此同时，也揭示了当时清朝官场的一个溃烂现象：在这个体系下，不是以实际战绩论英雄，而是看谁能更会说、更会撒谎。
谎言的代价
奕山与官员们的撒谎盛宴，不仅使其获得了“胜利者”的待遇，连同其他官员一同沐浴在虚假的荣光之下，从而形成了一幕古怪的胜利狂欢。
这其中，奕山与杨芳的奖励成为了鸦片战争历史上一段极为讽刺的故事。
奕山因为其所提交的虚假战绩得到了“靖逆将军”的荣誉，而杨芳在奉上捏造的胜利后，依旧留任享受着权力。
这与林则徐和琦善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林则徐基于自己的原则和直率，终被遣戍伊犁；而琦善因后来不得不撒谎，最后也未能逃脱判斩监候的厄运。
如果说奕山和杨芳的奖励是谎言的“奖杯”，那么林则徐和琦善的处罚无疑是真理与原则的“枷锁”。
在这矛盾与讽刺并存的局势中，谎言不仅成为了大清帝国官员们的生存之道，更进一步反映出了专制体制下的荒诞逻辑。
谎言之所以能够如此盛行，一方面是因为当权者对虚假的功绩愿意置若罔闻，只要谎言能满足他们的虚荣与偏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系统内的个体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不选择谎言来保护自己，甚至谋取升迁。
在这样的逻辑下，撒谎便从一种选择变成了一种必然。
面对如此状况，我们不得不对专制制度下谎言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专制制度因其高度集中的权力与缺乏监督使得谎言成为了一种有效且迅速的向上社交工具。
但这种通过伪装和谎言获得的“成就”，不仅破坏了官员之间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构成了巨大的隐患。
因为一旦谎言成为常态，真相便会愈发不堪重负，直至整个国家被虚幻和欺骗所吞没。
从奖励到反思，从个体的生存之道到整个体制的反思与批判，鸦片战争后的谎言文化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制度与文化之中。
仅仅责怪那些撒谎的官员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源，我们更应深入思考如何改变这一制度，让真理与正直不再成为个体的束缚，而是整体向前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