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位饱餐后的男子。视觉中国|图
吃饭当然是人的头等大事，但常常成为一种无意识行为，吃什么，怎么吃，除了和地方物产相关，也是一种民族、家庭习惯的传递。我夏天路过一个德国小城，在那里吃了本地菜，这之前在法国也是一番吃喝，我明显感觉到两地在饮食习惯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在法国吃他们的经典美食——鞑靼牛肉（tartare），其实很像生牛肉馅，上面还打了一个蛋黄。在巴黎有一些东方风味的时髦馆子（bistro），还往鞑靼牛肉里加香菜和姜末，那味道和饺子馅真没什么差别，只是肉很瘦。法国风味的鞑靼牛肉通常加橄榄油、胡椒粉，有时会放点儿酸黄瓜、腌青榴（caperi）、黄芥末酱来提味，吃起来美味无比。只是肉只有二两，做成一个圆柱造型，有普通杯底那么大一块，不由得让人放慢速度吃，怕一两口就吃完了。即使慢慢吃，配一小份炸薯条，吃完了还没有饱腹感，就喝带气的水，灌个水饱，把附送的面包也吃完，就算是吃了一顿。也难怪巴黎满街都是瘦子，俩人从电梯里并肩走出来，看起来也很轻松。
到了德国，一进宾馆等电梯，就看到一个女人侧着身子从电梯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同样体型相貌的女士，两人大约是母女。我和朋友去本地餐馆吃晚饭，为了不费心点菜，就要了一个双人套餐，里面涵盖一些特色菜。我一下子被德国餐馆的豪横震撼到了，在法国养成的小鸟胃顿时感觉招架不住。且看一个大托盘里都装了什么：一个完整的肘子切成两块，合起来至少一公斤，还有两块烤五花肉，每块大约二两，六根小香肠，还有两大块肉类似梅林午餐肉，肉丸六块，土豆肉丸四块，下面垫着的各种煮蔬菜、酸白菜加起来也有一斤，简直可以喂饱八个法国人。像我这样的饕餮之徒也招架不住，即使有美味的啤酒助威，也剩了很多，让人感到分外惋惜。
我不由得想起了埃科在《布拉格公墓》中对德国人的揶揄：“德国人排泄的粪便平均是法国人的两倍。他们超强的肠功能不利于大脑的运转，这反映出他们生理结构的低劣。在蛮族入侵的年代里，一群群日耳曼人所经之处，遍布着大得出奇的粪堆……过量的啤酒让他们一点也意识不到自己的粗俗，而这种粗俗的最高境界就是不以自己是德国人为耻。”
埃科特别擅长正经八百的胡说，但在夸张之余也倒是有些道理。这些偏见倒是谁都逃不过，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吃货，据说进教室门，有时也得侧身而过。《布拉格公墓》一开头就是一个生了怪病、忘记自己是谁的男人。他通过喜好和仇恨给自己定位。他首先只爱珍馐美味，一听到巴黎银塔餐厅的名字（他生活在1897年前后的巴黎），就会浑身颤抖。他最痛恨的是犹太人，那也是他祖父努力灌输的结果。但损毁犹太人的形象时，还流露出对其他国家的人的偏见，揭示了当时很多欧洲的“地域黑”。他说：犹太人不仅像西班牙人一样虚荣自负，像克罗地亚人一样愚昧无知，像地中海东岸人一样贪得无厌，像马耳他人一样忘恩负义，像吉卜赛人一样蛮横无理，像英格兰人一样肮脏龌龊，像卡尔梅克人一样虚情假意，像普鲁士人一样独断专行……当然意大利人也没躲过埃科的毒舌：意大利人是靠不住的，他们谎话连篇、卑鄙怯懦、背信弃义，他们觉得匕首比刀剑更合手，毒药比良药更有效，他们处事圆滑狡诈，只有在见风使舵上始终如一。
埃科也没有饶过法国，《布拉格公墓》里那个贪食的老头儿就是法国人，埃科曾借他的口说道：法国人很坏，他们会因烦闷无聊而大开杀戒……要论暴动，谁也比不上法国人，他们暴动的理由比比皆是，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揭竿而起……法国人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只是非常清楚他们不想要那些已经拥有的东西。一言蔽之，他们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我想，法国人或许是因为专心找茬，所以对食物没那么痴迷？
我们回到吃的问题上，从古到今，智者都不胡吃海喝，而且在时代潮流里还能保持清醒，这就更难得了。达·芬奇就是一个例子。达·芬奇很爱记笔记，他连家里买了什么菜都记下来了，可能留下了一百多本笔记，大约有13000页，这是一个学霸养成的基本条件。但他“鬼鬼祟祟”的，在一个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的时代，他还自己创造了一种“镜像书写”，就是每个字母都反着写，“d”就像“b”，而且还从右到左写，不知道防谁呢？但话又说回来，这无疑对于提高智商有帮助，达·芬奇的智慧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发明创造上，还体现在他的生活智慧，他健康生活的秘诀上。所有人都在胡吃海喝时，他还能保持清醒。他在1515年写了首打油诗说，如果要保持健康，就照着这套法子去做：
肚饥之外莫进食，餐饮宜清淡；
食物简单多咀嚼，烹煮宜充分；
药物有害身体，莫受愤怒牵制，避免空气闭塞；
离开餐桌时姿势端正，白昼莫打盹；
饮酒节制少量多次，正餐外空腹莫贪杯；
茅房不宜蹲久或延迟，锻炼要适中；
睡眠时不宜袒腹后仰，夜里身体要盖全；
头脑清静心情愉快，远离放纵讲究饮食。
达·芬奇到晚年开始吃素，这众所周知。他可能是“白人饭”的创始人，而要做“白人饭”就需要调制美味的沙拉酱。他在笔记里记载了沙拉酱的菜谱，说直白点就是低热量的“油醋酱”，油是橄榄油，醋是葡萄酒醋，里面还加了一些盐和欧洲常用的香料碎末，比如欧芹（prezzemolo）、留兰香（maggiorana）和百里香（timo），现在意大利人通常会放牛至（origano）和罗勒（basilico）。这些都是中国人不大会用的香料，不过我这么多年，也是把这些香料吃明白了，道理都是通的，感觉可以用蒜、洋葱和香菜取代那些香料，虽然蒜和洋葱在达·芬奇那个年代很没有地位，大约是因为吃了之后“余味无穷”。比如，当时有人买了贵族爵位，但原本的贵族也像是在嘲弄他似的，让他在家族徽章上画上大蒜的图案，表示“吃蒜的”总归还是吃蒜的。
达·芬奇吃不吃肉不重要，关键还是饮食得当，饿死有时，撑死也有时。犹太人莱维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九死一生，德国纳粹给他们的食品配给很少，每天大约500卡的热量，人身体储存的能量也顶多能撑三个月。如果因为饥饿生病，就会被送去毒气室。但有个意大利人劳伦佐——他不是犹太人，只是意大利劳工。他一直在帮助莱维，每天偷偷给他送些汤喝，让他没有那么快饿死。最后莱维出来之后，给一双儿女起名字，都是为了纪念劳伦佐。劳伦佐后来因为酗酒陷入困境，莱维也鼎力帮他，希望能挽回他。
后来等到苏联人来了，解救出因猩红热躺在医务室、免去一死的莱维。这时好心的波兰人给奥斯维辛饥饿的囚犯送来了一头牛，大家吃得太急，身体一下消化不了那么多蛋白质——因为消化也需要能量，导致好几个人撑死了。而莱维又一次因为慎重，只吃了苏联人的大杂烩而躲过一劫。
吃饭事关生死，在战争的时候如此，在太平年代也是如此。从饮食角度来说，我们处在一个幸运的时代，甚至减肥都成了一个时代热词，这也说明大家在丰富食物的诱惑下，为保持理性所作出的努力。的确，如果不运用理智，这世界恐怕饿死的人还没有撑死的人多。达·芬奇同时代的老寿星科玛洛（Luigi Comaro）就写了一篇文章，名为 《生命杀手——暴饮暴食》，非常富有前瞻性。他说：
噢，可怜而不悦的意大利啊！你难道看不见，每年你的儿女中死于暴饮暴食的人数，远远高于命殒于最残忍的战火和最暴虐的瘟疫？那些真正可耻的酒肉之宴，在现在多么流行，多么丰盛，丰富的食品已经多得让人无法忍受了，以至于没有任何一张足够大的餐桌可以装得下这一盘又一盘的菜肴——这些盛会啊，就如同这无休无止的战火……
中国古代文人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大约是吃肉喝酒，就不会太操心国家的兴衰，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当然太饿了，也很难保持理智。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暴食者鄙”恐怕才是普遍的情况。因此西方的天主给子民安排了吃喝，估计也担心他们撑死，就把看似无大碍的“贪食”（gola）放在了七宗罪里，表示警示。
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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