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即使你不知道任光的名字，相信你一定听过这首《渔光曲》，那委婉的，悠扬的，带着些许惆怅的曲调，曾经滋润过无数同胞的心灵。它的作曲，便是音乐家任光；作词，是他的恋人安娥。这是1934年，任光担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时候。
任光（1900-1941），原载《电影文化》1935年第1期。
一、前奏曲
1920年代末，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歌曲在黎锦晖的笔下萌生，繁华的上海，到处漂浮着《妹妹我爱你》的靡靡之音。任光的到来，像一道激越的清泉，完全改变了流行音乐的风尚。歌曲之外，他的器乐曲《彩云追月》，同样广为传奏，至今依然是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假如没有战争，任光会谱写出多少优美动人的旋律啊！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鲸吞蚕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任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与吕骥、张曙、安娥、聂耳等组建了左翼“音乐小组”，经常在家中聚会，讨论怎样让音乐发挥抗战作用。
那时候歌曲的传播，除了民众聚会演唱和歌咏队巡演外，更广泛地是通过广播电台和唱片；而电台播放的歌曲，音源仍然是唱片。所以，唱片的出版举足轻重。作为百代的音乐部主任，任光的优势得天独厚。
在他的安排下，安娥、聂耳、冼星海先后进入百代任职。在他的主持下，百代出版了《抗敌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以及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等，一大批抗战唱片。不少都是他本人谱曲、安娥作词。
1936年春天，他与安娥化名“前发”的《打回老家去》和冼星海的《战歌》问世。由于反日情绪激烈，上海市警察局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和工部局提出交涉。6月，此案转至租界高等法院。百代被迫停止发行，销毁了模版。任光也被停职两月。
兴盛了四年的百代抗战唱片就此沉寂。上海歌坛进入了周璇《何日君再来》《天涯歌女》的时代，只剩下“家山北望”几句模糊的隐喻，让人联想起沦陷的北方。
不幸不止于此。安娥与任光的情感也遭遇挫折，1937年夏秋，任光从百代辞职，安娥送别他去巴黎深造，结束了这段恋情。在法国，经常有任光参加抗日歌咏宣传的报道。时隔一年，1938年10月，任光与陶行知一起回国，经武汉抵达重庆，再次邂逅安娥。此时的安娥已心属他人。但这并未妨碍两人的合作。安娥将新作歌剧《台儿庄》交给任光谱曲。不久之后的1939年5月，任光忽然别了安娥，离开重庆，独自远走新加坡。
安娥（1905-1976），郎静山摄，原载《图画时报》第1126期，1936年11月。
他为什么要下南洋？在新加坡又做了什么？
几乎没有当事人回忆到这些，只是时年11岁的郁飞，后来在《杂忆父亲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中提到，任光与郁达夫过从甚密，曾办起铜锣合唱团，开展救亡音乐运动。迄今为止的各种任光传记、年谱和研究文章，对此都语焉不详。
二、进行曲
1939年5月26日清晨，任光乘欧亚航空的班机离开重庆飞往昆明。当日下午乘车赴越南海防。6月9日乘船到达西贡，改乘Aramis号邮轮，于16日抵达新加坡。次日，当地的《星洲日报》报道：
《渔光曲》作者、我国作曲名家任光氏，昨日由西贡抵达本坡，下榻于友人处。据彼语记者称，彼来系为百代公司在南洋主持灌音工作，同时完成儿童保育会理事安娥女士编之《台儿庄》歌剧插曲。
1939年6月17日《星洲日报》。相关图片和报道位置见红点标示处。
报纸还配发了任光与安娥的合影。7月1日，任光致信陶行知，讲述他离开重庆的经过和新加坡的情况。信中说道：
这里抗战情绪非常高涨，一切报纸比香港好得多。因为经济还是困难，所以在半个月中关门写作《台儿庄》歌剧，有钢琴的帮助，成绩甚为满意。现在预备收灌抗战歌曲唱片，其事已与百代驻新经理商量成了。这是我想不到的顺利。（原信化名“西达”，与陶行知的回信一同发表在重庆《战时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三期，1939年12月出版）
其实，歌剧写作可以不拘时地，他此行更重要的任务是录制抗战唱片。他知道唱片对抗日宣传的重大作用，依然心系于此。
录音须有设备、环境。新加坡是英属海峡殖民地，又是华人密集区域，唱片出版也有很好的基础。早在1934年6月，上海百代的母公司——英国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EMI），将百代重组为“上海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EMI），业务范围包括中国和东南亚。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EMI总裁威尔逊（H. L. Wilson）——任光曾经的上司——被派到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1939 年，新加坡分支机构接管了上海EMI的海外业务。面向东南亚市场的唱片，录音和生产都不再依赖上海EMI。从信中可以看出，威尔逊给了任光非常积极的支持。
在异域新加坡，任光经常应学校、社团的邀请发表抗战音乐演讲，辅导歌咏团体演唱抗日歌曲，组织演出为抗日募捐，他还担任了《南洋商报·歌咏周刊》的特约撰稿人。当地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也就在这时候，他组织了郁飞提到的铜锣合唱团，为录制唱片作准备。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录音工作正式开始。9月7日《星洲日报》报道：
我国名作曲家任光，自抵星以来，一面为百代公司筹备在本坡灌制中国歌曲唱片，一面仍努力于救亡歌曲的创作。……关于灌制唱片工作，近已筹备就绪。昨日下午，乃假东陵“狗标”唱片公司灌片室，正式开始灌片。担任灌片歌唱者为歌唱家杜枝女士及王春芳君。计由下午三时至五时，经过二小时之工作，仅灌好《劝夫从军》及《救亡对唱》两阕，前者为杜枝女士独唱，后者由杜枝女士与王春芳君合唱，成绩均甚佳。任君颇为满意。今日将继续灌制。其预备灌制之歌曲计有《妇女慰劳曲》《丈夫当兵去》《五月的鲜花》《男女一起上前线》《难女曲》《送郎上前线》《九一八》及其他之合唱等云。据任君云，上述各曲待一一灌好后，大约一个半月后即可在马来亚上市。彼计划中所灌之片，均为我国抗战期中产生最精警之救亡歌曲。相信问世后，对于宣传救亡，当不无禆益，同时可藉此推动马华之歌咏运动云云。
“狗标”即知名唱片商标“主人之声”（HMV），“狗标唱片公司”即EMI旗下在印度的留声机有限公司（The Gramophone Co., Ltd., Calcutta）。东陵（Tanglin）是新加坡一处地名。
任光（三排左二）、杜枝（前排左二）与铜锣合唱团，采自嵊州新闻网。
1940年2月12日，任光离开新加坡回国。此时录音已顺利完成，第一批唱片亦如期在新加坡上市。《南洋商报》次日报道：
我国名音乐家任光氏，于去岁来星，灌制我国抗战歌曲唱片，工作业已完成，昨日下午三时乘法国邮船回国参加抗战，并推动救亡歌咏。……任氏来星本应英商电气实业公司（即百代公司）之聘，为我国灌制爱国歌曲唱片，以作抗战之宣传。其第一批市面已有出售，如《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东北去》等片。第二批由袁伯荫先生指挥之铜锣合唱团唱出，有《救亡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等片。
三、华彩乐章
1940年，中国的口岸城市大都沦陷，抗战物资很难进入内地；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所以，任光这批唱片发行时间较短，发行量不大，很少进入中国内陆，今天更是难觅。我一直在找寻它的踪影，20年了，终得窥其全貌——仅有1张未曾寓目。
这套唱片由EMI旗下的英国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Columbia Gramophone Co., London）以“歌林”商标出版。片芯上标有 “新中国歌声”的总称及“任光监制”字样，分为两期。
第一期10张（20面），目录号32000-32009，依次为《丈夫去当兵》《难女曲》《妇女慰劳曲》《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军民合作》《风陵渡的歌声》《救亡对口唱》《劝夫从军》《送郎上前线》《男女一起上前线》《五月的鲜花》《我们是无敌的游击队》《打回东北去》《大同府》《大家来杀鬼子兵》《九一八》《新河间调》18首歌，由杜枝、王春芳及星洲合唱团演唱。
32000a，唱片歌页，《丈夫去当兵》，老舍词、张曙曲，杜枝演唱。感谢杨涌先生提供图片。
32003b，《风陵渡的歌声》，王洛宾作词、作曲，星洲合唱团演唱，王春芳指挥。
第二期10张，目录号32010-32019，依次收录《驱逐强盗混蛋》《争取最后胜利》《长城谣》《松花江上》《保家乡》《救亡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青年航空员》《壮丁上前线》《要打走东洋强盗回东京》《亡国奴当不得》《农村妇女救亡曲》《在太行山上》《孤岛天堂》《战时儿童进行曲》15首歌曲，由铜锣合唱团演唱，任光或袁伯荫指挥。
32012a，《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之一），张寒晖作词、作曲，李真、铜锣合唱团演唱，任光指挥。
丝毫不用怀疑任光的眼光，他的选择无一不是抗战歌曲的经典。这些歌曲，包括了冼星海、张曙、吕骥、阎述诗、史轮、麦新、孟波、李劫夫、光未然、周巍峙、刘雪厂、贺绿汀、张寒晖、孙慎、野青、菲列、塞克、王洛宾，以及陶行知、老舍等一代优秀词曲作家的代表作，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新作。
当年在上海，受当局的禁令，歌曲中不得出现“抗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字眼。此时在新加坡，任光得以无拘无束地倾吐他的胸臆，挥洒他的才华，一如《在太行山上》的歌词那样：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85年后的今天，听着那带着沙沙声的唱片，那烽火硝烟时代原汁原味的歌声，不觉如临其境，如对其面，令人心潮澎湃，热血突涌。
《新中国歌声》目录，英国EMI档案馆藏。感谢杜军民先生提供图片。
任光离开新加坡后，当地华人继续出版了32020-32024共5张《新中国歌声》，收录了《流亡》《上前线》《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游击队进行曲》《游击队歌》《中华儿女》《我爱祖国》《打回老家去》《军民联合抗战》10首歌曲，由袁伯荫指挥铜锣合唱团合唱。唱片已不再标注 “任光监制”，而其中的《打回老家去》，则正大光明地标署了任光、安娥的名字。
四、尾声
回到重庆后，任光进入陶行知的育才学校任教。不久，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亲自邀请他到部队去。经周恩来副主席批准，任光于1940年7月随叶挺到了皖南参加新四军，从事歌咏宣传。仅仅半年后，皖南事变爆发，1941年1月12日，任光随军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41岁。弥留之际，叶挺将军对他的新婚妻子徐韧说：“任光同志是为着国家民族、为着中国人民而光荣负伤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永远记住任光同志这段光荣的历史。”（见《叶钦和同志谈任光在新四军栖牲时的情况》）
据说，国民党部队冲上来后，士兵问他们是什么人，任光已经无法言语，徐韧说，他是音乐家——《渔光曲》的作者任光。一位少校军官接到《渔光曲》作者身亡的报告，特地走到遗体旁，立正向任光敬军礼。
(见丁言昭《安娥传》）
叶挺对任光遇难痛心疾首，被俘后在21日开始撰写的《囚语》中，开篇记叙了“至友任光”的情况。噩耗传至重庆，1941年3月29日，《新华日报》转发了上海《神州日报》的悼念文章《民族的号手》，文中说：
他是一只昂首激风的海燕，他是一把犀利无比的宝剑，不仅无情地揭开了侵略者的丑脸，戳破了顽固分子的面，更且启示了新生的幕帏，显现了光明的面影，歌讴着新中国诞生之歌！
《新中国歌声》，这题名深深地寄寓着任光和那一代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无限憧憬与企盼。当如今和平宁静的岁月，望着殷红的唱片片芯，我想起那首《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
王钢
责编 刘小磊
